重大挑战面前,每个人都要具备 “天下”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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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世纪,人类社会需要应对14项重大工程科技挑战――生产可负担得起的太阳能、以核聚变提供能源、开发碳隔离技术、管理氮循环、全球都可用到洁净水、恢复和改善城市基础设施、推进医疗信息学、研制更好的药物、人脑逆向工程、防止核恐怖行动、确保网络空间安全、增强虚拟现实、推进个性化学习以及发展科学发现工具。

  面对全球重大挑战,中国工程院院士,中星微电子公司创建人、首席科学家,星光中国芯工程总指挥邓中翰代表中国在2017年全球重大挑战峰会(global grand challenges summit)上给出答案,他以共享单车为例,剖析背后的理念、模式与技术创新,介绍中国政府的“五大发展理念”,展示应对重大挑战、驱动经济发展的中国智慧与能力,并呼吁全球工程科技界大力创新、携手合作,共同开创发展的新局面。

  全球重大挑战峰会自2013年起由美国国家工程院、中国工程院、英国皇家工程院联合主办,从中、美、英三国各邀请一位工程科技界的领袖人物在开幕环节作主旨演讲,每两年一次。继前两届峰会的主旨演讲人比尔・盖茨、马云之后,第三届则由邓中翰院士做主旨演讲。作为中国大规模集成电路芯片系统设计技术及产业化的主要开拓者之一,邓中翰院士被誉为“中国芯之父”。

  近日,总结出这些挑战的美国国家工程院院长丹・牟德院长(C. D. Mote,Jr.)和邓中翰院士共同接受《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采访,阐述了重大挑战的价值与影响以及解决方案。丹・牟德表示,重大挑战是对于未来思考的结果,它们不是某一个产品或一项技术,它的提出是对行动的召唤,是看待未来的一种思维方式。邓中翰表示,重大挑战呼唤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具备天下责任感,只有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才能解决这些问题。在解决挑战的道路上,中国一直在行动。

重大挑战面前,每个人都要具备 “天下”责任感
(邓中翰)

  技术与合作解决全球重大挑战

  HBR中文版:14大挑战的由来是什么?

  牟德:当美国国家工程院总结出20世纪20项伟大发明后,我们便思考21世纪会有哪些重大发明创新。未来是不可预测的,我们不知道会有哪些发明、创新,但是威胁却是存在的。我们应该预测有哪些威胁需要解决,这是全球的问题,事关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花费了大概一年的时间确定哪些目标需要解决,最终确定14项。如今我们将这14项目标称作为“全球重大挑战(the global grand challenges)”。

  HBR中文版:对于人类社会来说,14大挑战有什么意义?

  牟德:14大挑战的使命是延续地球生命,让世界变得更可持续、更安全、更健康、更快乐。我们并没有试图涵盖每一个重大挑战,也不为克服所选择挑战的特殊方法背书。我们也没把目标重点放在预测或是小机械装置上,而是尽力找出有益于人类与地球兴旺繁荣所需要完成的事项。

  邓中翰:重大挑战(the grand challenges)是关于“人、社会和可持续发展”之间的问题,它的提出是为了激励工程界、青年人和广大公众寻求解决方案。正如由中、美、英三国工程院院长――周济院长、牟德博士和英国的道林博士(Dame Ann Dowling)――在《思想的力量》一文中所述,重大的挑战是对行动的召唤,他们引燃了一个不断扩大的全球性的全民运动,并改变着人们对未来的思考,以及工程在创造未来的过程中所承担的职责的思考。

  HBR中文版:解决之道是什么?

  牟德:如果这是本世纪需要解决的问题,难道你不认为我们应该开始让学生们思考这些内容吗?我们创建了一个项目――重大挑战学者计划――来帮助学生们去思考(这些内容),它将全球所有工程科技领域优秀人才集中在一起。

  邓中翰:当然,人类社会所面临的挑战远不止这14项,可以肯定的是,应对挑战和解决问题必须靠技术的发展与创新。

  HBR中文版:技术推动进步,也同时带来其他问题,尤其是效率与公平问题。如何解决?

  邓中翰:对,机器能以更低的成本为我们带来更丰富的物质和优质的服务,但也可能造成大量的失业。效率与公平这个世纪性的难题,今天以空前的规模显现出来。因此只依靠技术是不够的,我们需要通力合作,需要包括公共政策、法律、国际关系、科学、社会科学、文化等各方面的合作。在我看来,这种合作比技术和工程的挑战更大。

  HBR中文版:如何才能达成这种合作?

  邓中翰:孔子曾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用英文来翻译“天下”是“all under heaven”,这实际就是要求我们每一个人应该有共同的担当与责任感,共建命运共同体。这就是“天下”责任感,它比社会责任感更复杂,还包括历史责任感、未来责任感,要考虑到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的长期平衡。“天下”责任感要求每个人不仅要对人类社会,还要对整个地球怀有责任感,这比社会责任感更高一层。

  “天下”责任感的具体行动路径就是中国政府所提倡的五大发展理念――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和共享发展。五大发展理念目的是实现一个均衡的、协调的、可持续发展的增长模式,摆脱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和大量废弃的传统增长模式。

  这些虽然都是概念性内容,但我们不能只是纸上谈兵,更要落到实处。

  中国一直在行动

  HBR中文版:重大挑战对中国意味着什么?

  邓中翰:重大挑战对中国来说更为严峻。中国是一个拥有世界1/5人口的发展中国家,气候条件、生态环境相较都比较脆弱,治理难度大。同时,发达国家200多年中所遭遇的问题,在中国压缩到30多年内集中爆发,我们没有先发展富裕起来再来治理的时间和空间,问题显得非常棘手。

  HBR中文版:21世纪已经过去17年了,在这些年中,中国都做出了哪些努力?

  邓中翰:实际上,中国一直在积极参与、解决这些挑战。除了上面我提到的“五大发展理念”,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政府提出了一个重要目标:2030年国内生产总值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将比2005年减少60%-65%。为了将非化石能源消耗量提高到能源消耗总量的20%,中国2015年已经在清洁能源领域投入超过1000亿美元。根据国家能源局数据,中国计划到2020年至少投入3600亿美元用于发展可再生能源。为了遏制导致全球变暖的温室气体的增长,2015年,中国每天每小时平均安装不止一台风力涡轮机。

  当然,这些只是政府层面的努力。中国的科学界、工程界等各界人士也一直在努力创新,解决人类和地球的生存与发展方面的问题。

  HBR中文版:中国在解决重大挑战上付出了很多,有很多经典事例,为什么你在全球重大挑战峰会上却选择以共享单车为例?

  邓中翰:14大挑战是全球的,各国的解决方案也不一致,中国也在自己想解决方案、想创新之道。

  在我看来,共享单车是近期中国最好的创新之一,这是中国独有的。共享单车的背后是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智能锁里面安装了芯片、软件、电池、天线、GPS、蓝牙、移动通信芯片组等科技产品。从中看出,共享单车是一种结合了最新科技的创新产品,它的成功基于中国IT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的强大支持。

  另一方面,它的出现还大大改善了环境污染,就2016年,全国共享单车骑行总距离超过25亿公里,相当于往返月球3300次;累计节约4.6亿升汽油;减少了45亿微克导致北京雾霾的PM2.5的物质排放;减少碳排放54万吨。

  还有一个原因是,20世纪80年代初的中国是一个自行车大国,但随着经济的发展,私家车盛行,自行车逐渐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共享单车的出现,让自行车这一古老事物在科技创新下焕发了新的生命力。在中国街头,你可以看到,很多年轻人都在使用它。它不仅是一种交通方式,还是一种生活方式。这充分表明,中国有能力解决人类重大挑战、为世界经济健康发展贡献智慧。

  重大挑战是商业机遇与未来

  HBR中文版:重大挑战对商业世界会有什么影响?

  牟德:商业世界有长远视角的,也有短视的。从短期视角出发,它确实不能给商业世界带来瞬间的好转。它不是发明一款新型软件,或者其他类似的东西。这是一种思维方式,从相对简单的商业视角来看,它并没有什么作用,但是如果你和商业巨头去聊这件事,他们会说,对于他们而言,这些代表着一切。因为这确实是他们所需要的,这些既是机遇,也是未来。

  邓中翰:正如牟德教授所说,重大挑战对于企业来说,更重要的是一种思维方式,是企业家们在设计商业战略,考虑企业未来时,需要考虑的内容。

  HBR中文版:展望未来,哪类企业会在应对重大挑战方面做出突出贡献?

  邓中翰:企业不仅要有优异的技术、产品和服务提供给社会,同时要有“天下”责任感,学会取舍。比如,核技术诞生以后,它可以是核武器,也可以是核能源。再比如,可以将核聚变代替核裂变,核聚变没有污染。这些都取决于使用它的人,从这个角度来看,未来的企业必将是承担“天下”责任、可持续发展的企业。

  HBR中文版:作为一名创新型企业的首席科学家,邓院士认为企业能做什么?

  邓中翰:企业要将创新与责任相结合,在商业考虑之外,还要考虑到社会价值。譬如我所从事的“星光中国芯工程”在中国芯片领域不断创新发展,将“中国芯”大规模打入国际市场,结束中国没有芯片的历史。近年来,我们又开发出中国首枚深度学习的人工智能芯片“星光智能一号”,并成功实现量产应用,也为中国制定并普及了公共安全视频监控领域的国家标准,也就是公共安全SVAC国家标准,把“社会安全”打造成中国人现在引以为傲的一张名片。